仲裁
其实，我内心深处的想法一直是，为何我一直迟迟未将此事记录下来。即使是在现在提笔之时，我仍旧心存一丝希望，期盼事情能出现转机，希望他们能如我所想的那般真诚善良；也仿佛，这世间的所有因缘只要我不主动去画上休止符，就永远不会走到终点。
故事的起点，是两位心怀壮志的创业者：一位擅长技术、一位精通市场。他们因某种我看不透的愿景合作，成立了一家SaaS公司。那时，我分不清打动我的是他们那看似清晰的未来展望，还是我自己心中那份未明了的期许。
2021年4月19日，我加入了这家公司，暂且称之为MP。那一天，恰好是我的生日，有人将一台全新的Mac轻轻放在我的桌前。那位市场出身的老板，我们暂且称他为J，他简直就像一位全身心投入技术的理工男，带着朴素而亲和的气质。当他从门外走向会议室时，衬衫上仿佛还留有阳光的味道，让人不禁产生信任感。他简要介绍了公司业务方向及其不可估量的前景。那一刻，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希望之光，自此便坚信，这条创业之路，我们定能成功。
这么多年来，我很少对什么事情感到特别确定，尤其在事业上。曾投身于教育行业，但最终因失望而归。转而投身跨境贸易。记得毕业初期，曾目睹一家因决策混乱而濒临消失的公司。我一直觉得自己看不清生意的门道，但我却坚信J，原因不明。
再来说说另一位老板P，他常年在北京，也是我的老乡。尽管我并不十分熟悉他，但我一直相信他是一位老实厚道的老板，不像许多老板那般。
在MP工作的日子里，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：友善的同事、靠窗的座位，以及一个“方向”。
初入公司时，老板便告诉我，新一轮的融资已经谈妥，很快就会到账。我们几乎从7月份开始就在筹备一场盛大的峰会，但因疫情等原因，一直推迟到去年10月才正式举行。这期间，我们经历了人员的变动，但我始终坚守。
峰会举行得非常成功，连平时沉默寡言的J也对我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，并透露投资人建议将公司估值提升1.5倍。那时，我们都认为，所有的付出很快就会得到回报。而我，也暗自庆幸，终于上对了船。
然而，表面的祥和背后，却隐藏着我不曾察觉的暗流。那场峰会我们花费了巨额资金，而且从策划者得到的支持似乎不计成本，其他人和我都认为公司账上应该不差钱。
大约在11月份，我们原本应分两次发放的工资，第二次发放却未按时到账，甚至拖延了不止一个月。
“为何工资不是全额发放呢？”我记得中途离职的同事不止一人这样问过我。作为一位公民和公司员工，我更有使命感。所以，我告诉他们人事部门给出的理论：“公司需要‘合法’避税，虽然分两次发放，但总额一点不少。”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接受了这套理论，因为他们并未在我这里停留太久。
到了2022年1月，另一半的工资再未到账，我们每个人都只拿到了一半的工资，勉强维持生计。当然，大家的愤怒情绪都到达了顶点。但恰逢春节，老板那边能拖就拖，催促根本没用。
直到那时，我仍然相信：公司只是遇到了暂时的困难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
后来，J用坦诚可怜的方式说服我签下了——之前我强烈反对另一位同事签下的那份条款：将底薪的一部分作为绩效考核。我虽然不懂法律，但清楚这是不合法的。相比于“合法避税”，这样拙劣的手段，傻子都能看出问题。但我当时还是选择签了，因为他满脸疲惫且真诚地看着我说：“大家都签了，设定绩效只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家的工作表现，帮助大家拿到更多的提成，也在为公司创收。”
其实，那个时候，我已经听闻公司融资不顺利的消息。看到他每天睡在办公室，好像非常努力在改变现状，我心软了。我问他：“是不是融资不太顺利？” 他说，融资已经落实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专注搞业务，帮公司也帮大家创收。
那是我这么久以来第一次与他谈及“提成”的事情。之前有很多销售同事追问过提成的发放细则，但他们总是以“目前还没有订单”、“团队还没组建”、“接下来会有峰会”等借口搪塞掉同事们的追问，或是将问题踢来踢去。于是有些人觉得J是狼人，有些人觉得P是凶手，我实际上理解他们的难处，也一直相信但凡他们能拿出那笔钱，一定会如约给到我们每个人。但如今，我知道我错了，资本家不会先用钱来还债，而是会先去维系他的生意版图。
2022年3月14日，是深圳全面停摆的第一天——全市强制居家隔离一周。也是在那天的清晨，他们不再装了！人事部门一一语音通知了我们所有的人：“公司资金链断裂，深圳分部宣布当时当刻原地解散，1～3月拖欠的工资将以12个月分期的形式发放给大家，并赔偿一个月薪资。”
那一刻，我的震惊在于：在如此艰难的时期，资本家竟然能如此清晰地处理问题。我拒绝了这样不合理的解决方案。我原本以为，至少老板会站出来，以诚挚的语气与我们沟通这件事。我想，如果J能站出来，以道歉的方式告诉我，我会第一个签字同意。
我原本并不期待这世上能有多少的患难与共，但作为个人，我认为为人的底线至少是：不要落井下石。
疫情是对现代人精神和人格的一次磨砺，虽然它带来的痛苦和不便更加深重，但事物总有两面性，我们不应忽略自然给我们的启示。
后来，许多同事准备组团去仲裁。公司里有经验的人事部门，也许已经习惯了处理这些问题，一批批地将仲裁团打散。后来，几乎所有人都对我说：“不要和烂事纠缠，赶紧找新的工作。”
实际上，我并没有料到，我最终会去提交仲裁资料，我并不是真的想与他们对簿公堂。但在事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，他们几乎都是以“皇上”发布号令的形式，让人事部门传达旨意。我偏偏不吃硬不吃软，我一直觉得他们欠我一个道歉和解释。直到最后的导火索：是P给我打来语音，半是威胁地宣称：“项目提成就是公司定的，你就算去仲裁，也什么都拿不到！” 他说得对，因为法律讲求证据，而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，我都没有拿到过或主动去索要过相关的证据，所以他们确实是可以说话不算数的。
开庭那天是7月1日——刚刚过去的香港回归纪念日。我一个人穿着美丽的战袍走进了仲裁庭。那里有一排排单向的房间，有点像教室，只是走廊的另一边不是其他教室或是天井，而是一面墙。每一间仲裁庭里，桌椅都呈T字形摆放，远离门靠近窗的那边是T的一横，分别坐着仲裁员和记录员，T的一竖对坐着我（也就是申请人）以及他们（被申请人）。
我到的时候离开庭还有一段时间，便四处看了看其他的房间。这些房间都非常狭小，仅够摆放T字。我看到有神情紧张的大叔，以及许许多多同样严肃的仲裁者，他们大多有法援律师陪同，但紧张的程度却远高于孤身一人的我。
后来，我在11号仲裁庭门口遇到了他们的律师，这让我非常惊讶——因为他们之前的说法是公司没有钱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律师面对面坐着，他没有影视剧上的锋芒，甚至有些温和、可爱。我们的开场白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尴尬，在仲裁员没有出席之前，我们甚至像友好的朋友一样彼此聊着天。
直到开庭的时候，我才注意到他总是在不经意间提起：“公司账上真的没有钱了，连律师费都是老板自己付的。” 我曾听有仲裁经历的同事建议我：“要装可怜！”可是，我怎么会装可怜呢？难道我不是真的很可怜吗？在场的四个人中，其他三个仿佛都是组团来的，虽然他们的言语克制，但一直在疯狂地暗示我：“这件事不协商解决的话，你什么也拿不到！”
公司确实有公司的难处，我理解。但作为纳税人，我不认为一家无良企业的倒闭能给当地政府税收带来多大损失（这是我做财务的朋友劝诫我不要去仲裁的原因之一，因为他觉得仲裁庭会偏向企业）。但归根到底，资本家纳的税，难道不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心血吗？
劳动仲裁，最终没有站在劳动者这边。法律从来保护不了弱者。而每当这时，我都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更加强大，更加理解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初心。
仲裁的结果是：我没有接受毫无诚意的协商。我想，但凡他们有意要协商，都不会一步步“激励”我走上仲裁这条路。仲裁委的程序从3月30日我提交资料开始，直到7月1日开庭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裁决，也不知道最终能拿回什么。但是，那些对我而言都已不再重要了，我感恩这段与烂事一战到底的经历。
这段时间，我确实为这件事徒增了不少烦恼，正常人都会的。但我相信，人生路上每一个水洼都会将你引向更适合自己的方向。这世上就是应该有一些人，选择说“不”！
从开庭的结果以及这段时间揪心的经历来看，这场战役，我输了。可是，他们真的赢了吗？
走出仲裁庭之后，我独自在厕所里静默地哭了许久。但那一刻，我并没有因为仲裁输了或是感到受了欺负而伤心。我心中，只是终于告别了MP——那是我曾投入无数信任与热诚的地方，我曾竭力为它呼喊、站台，如今，我真心希望所有人远离它！不是因为我输了战役，而是因为无良者难成良业。
我曾为自己曾是MP的一员而自豪，如今也为自己不再从属于他们而欣慰。对于J，我深表惋惜，他又失去了一位真诚仰望与信任过他的人，而他个性里的不安全感，不是他人所为，而是自己选择。
这一场仲裁，这一出闹剧，终于可以在此刻画上句号。我并没有走在新单位打工的路上，而是安静地迎着风，沉淀着生命的浑浊。
